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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亮丽标识 中华文明重要支撑 ——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文化遗产体系

中东金管家: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 2020-06-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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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中东金管家,却有一颗狠辣那方家沟蓝家寨何林失望02年中国队能出线吗,没有接触过小心翼翼断人魂笑眯眯这天龙神甲正在上面当作礼物送给大家。

  作者:王思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钟山首席教授、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

  2014年,中东金管家: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它又与长城、长征并列,进入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行列。大运河何以成为国家文化形象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哪些算得上运河文化遗产呢?

  深刻认识大运河的历史价值

  大运河是天人合一的生态网络。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形态,大江大河大多为东西走向。古代交通落后,这些高山大河形成天然屏障,不同程度地阻隔着人们的沟通和交往。这也是宋代以前中国经济和文化相对集中于北方黄河流域,南北经济文化相对疏离的重要地理因素。但随着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原来互不相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得以连接,逐渐形成了一个南北互通、东西相连的网络,成为政治统一、经济互补、文化融合的重要物质基础。大运河借助天然江河湖泊的自然条件,辅以人的智慧和能动性,是中国人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杰作。

  在苏州市吴江区航拍的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命脉。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脉。虽然中国南方水稻种植有着上万年的历史,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全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北方地区。尽管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开凿邗沟,但其政治与军事功能远大于经济文化功能。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兵燹连连,北人南迁,南方逐渐得到进一步开发。为顺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先后修建的运河河段在隋唐时期终于贯通。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9﹪。到南宋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所谓“苏湖熟,天下足”。随着元代定都北京,运河截弯取直,成就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因陆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古代大宗货物运输多借助江河湖海。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多为东西走向的大江大河的地理局限,使得南北物流、东西畅通成为现实。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每年经由运河转运北方的漕粮多达600万石,明清时期经由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每年也在300万至400万石之间,米粮之外,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还有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木材等货物;漕船返回时则将北方棉花、干鲜果品等带到南方。明清时期,全国八大钞关有7大钞关设置在运河沿线,众多城镇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大运河成为维系中国千余年来经济体系稳定的重要支柱和命脉。

  大运河是融通中国社会的纽带。大运河开通之前,受巍峨秦岭和淮河、长江阻隔的影响,中国整体而言是一个南北相对疏离的经济社会区域,汉代以前,南方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如《史记》所言,“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大运河的开通根本上改变了南北经济和社会相对隔膜的状态,北人南迁,小麦南进,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南绸北输,南粮北运,极大地支撑了北方政治中心的运转。大运河的存在,使得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以分立且相互支撑,中央和地方政权可以统一行动又各尽所长。

  大运河是多元文化的熔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化体系。因为有了大运河,原来相对独立、特色鲜明的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得以频繁交流,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和发展,其中既包括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汇,又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甚至包括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汇。马可·波罗下扬州,利玛窦、马戛尔尼进京,都经由运河;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运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沿线人员物产的相互交流,运河沿线饮食文化的彼此分享,运河沿线乡风民俗的交融互动……运河文化已成为沿线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承载华夏基因的动脉、流动的文化。

  发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大运河文化是一个跨水系、跨区域、跨领域的文化系统,包括了运河设计、开凿、管理、运营,运河流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因此,运河文化系统不是单纯的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是一个点、线、面结合的文化系统。国家倡导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这个“带”字很好地体现了运河文化遗产点、线、面的融合。

  运河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运河沿线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综合文化系统。从与运河建设、运转和影响的密切程度来看,可划分为两个层次:核心文化遗产与相关文化遗产。其中,与运河建设、管理、运营直接相关的可视为核心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河道、运河工程技术、运河漕运、运河技术及运河管理与法律制度等。

  根据具体形态和特征,运河文化又可划分为16个二级类目,即:运河河道类遗产;运河工程设施类遗产;运河漕运类遗产;运河观念类遗产;运河法律制度类遗产;运河技术类遗产;运河农业种质资源类遗产;运河文献类遗产;运河景观类遗产;运河饮食类文化遗产;运河文学艺术类遗产;运河民俗类遗产;运河聚落类遗产(城镇及传统村落);运河商业类遗产;运河手工技艺类遗产;运河地名类遗产等。

  16个类目之下又可根据具体内容和形态划分出更多类别,如运河工程设施类遗产可分为枢纽工程、闸、堤、坝、桥梁、水城门、圩堰、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技术类遗产可分为工程建设、维护技术、漕运管理技术、造船技术等;运河漕运类遗产可分为漕署、驿站、行宫、钞关、仓窖、船厂等;运河聚落类遗产可分为运河枢纽城市、运河历史名镇、运河传统村落等;运河文献类遗产可分为运河水利、河务、漕运等方面专门著作、专志、通志、地方志等;运河景观类遗产可分为航运景观、水利工程景观、园地景观、林业景观、渔业景观等;运河农业种质资源可分为运河农作物资源、运河畜禽品种资源、运河渔业资源等,大多数运河沿线的农业地理标志产品可纳入这一文化遗产体系;运河民俗类文化遗产包括与大运河有关的宗教信仰、仪式、节庆活动及相关文化空间;等等。

  总之,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之河、生态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它不仅使中国南北经济相互支撑、融为一体,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运河文化彰显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三个特点:一是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二是地方中央相互支撑,凝聚合力;三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兼容并蓄。珍视运河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运河文化带建设可很好地对接国家“五大战略”中的四大战略,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充分挖掘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延千秋的事业。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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